黄俊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身体政治论」〉和〈古代儒家政治论中的「身体隐喻思维」〉，载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1年）。

另一方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言之﹝因循为用﹞亦与﹝弱者道之用﹞之内涵:﹝柔韧顺势﹞相通--意即因众官之才而行，顺形势而为。２０）同注(13)页161-162。

图一以属性、价值或理念在历史时轴上优点与缺点显像之消长来表示「反者道之动」之形上内涵。总结来说，当「道」在人世间「显象」时，它常会有反复(返)之特质，如此才造成「道」之超越时空。「老化」不只是指躯体，它更指内涵;最大的特征在失去思想之柔韧与变通。顺着帛书老子政治领导主轴来解「反者道之动」可推衍出:君王(政治领导者)要与众臣相反相成，即众臣应各显其才，各成一器。另外，「诚信」固可为治国正道，但若执着，将之用在外交或战场上则常有不善之后果。

一般人在某一时空下也许可坚辞某一仁则而畅通无阻。那就是一属性理念或价值随着时空之变化，在人们心目中之评价会有巨大之不同。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正因为如此，历经无数次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依然能传世悠久。[5]邓球柏：《白话易经》，第499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

在儒家的理论中，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7]。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中国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向度，就是它始终朝向现实的伦理：哲学同道德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在反思的历程中，他们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是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

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内容提要： 哲学不应走上僵化之路。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为我们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之影响文中写道：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之机体，随环境之变化而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自动调节器相类似。

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这是中国哲学极具特色的内容。

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四我们已经了解，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

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历史主义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且也使我们从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上看清我们传统哲学中的不足与缺陷。专家具有阐释世界的权力。此外，整体主义还容易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和点点滴滴的进步。[5]可以看出，中国哲学这种人与外在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但，重要的是，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

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相对照而言，中国哲学只有古代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近代形态由于营养不良未发育成熟，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15]。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它要求人类要立足于将来的持续发展来看待当前的利益和历史的传统。

中国哲学之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学人面临的一大课题。之后迅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

因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重写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消解封建性、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的当作一般的、把历史的当作永恒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念，它坚持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拒斥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反对一解压百解。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思索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启迪。

福柯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修养的程度和范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

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后现代主义认为，每种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不应把人放在万物之上。

眼睛总是朝向过去，而不注视当前。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连续的时间观，认为人类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连续谱写的过程。

从时间阶段上来讲，中国哲学属于古代哲学，它建基于前工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能否研究并回答上述课题将决定着中国哲学有否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而就全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环境问题。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其极端形态或状态的批判，不管是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主体性或权威话语。为避免物极则反，需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8]。

中国哲学是反对极端的，因为物极则反。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要完成如此重任，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语境。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湮没了人文主义，主体性湮没了个体性。